苏联的增长率确实比美国高，但主 要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而水稻则可以算作粮食作物里最让人操心的了。而这个时期，游戏厅已经开始遍布村镇。

种麦子只要不赶上特别不合适的雨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是太大，玉米更是嫩一些收、老一些收都行。只要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不变，即使市场机制让他们选择富士康式的工作，市场机制也会给他们一份还不错的收入，但市场机制并不能弥补他们所感受到的，也许不像我能表达得这么清晰的痛苦。有很多学者研究电子游戏对于儿童性格的影响。真正的富士康警钟，在我看来，是要去理解，人是什么、一个生命体是怎么成长的，去体会人性需求的复杂性。普遍情况是，陕西的农民不爱外出打工，到南方的工厂里上流水线干活，都觉得受不了那个苦。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方面有竞争力的国家中，从最早的日本、韩国到发展中的越南、菲律宾也都是传统稻作区。所以这一批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几乎少有真正的农村劳作经验。到了17世纪末，英国虽然人口急升，大量劳动力脱农，但激增的粮产量使粮价平稳，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则很高，在满足温饱之后对工业产品有强烈的内需，为工业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条件。

在艾伦看来，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在资本积累上比不上荷兰，在技术上对欧陆国家也无领先的优势，之所以能够率先掀起工业革命，主要在于其劳动力成本高昂、原材料价格低廉。应该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人重物轻是中国的机会和出路我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就是受到勃伦纳理论的启发。2009年我出版的《怎样做大国》，则以人重物轻来概括艾伦的高昂工价、廉价资源的工业革命学说，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发展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抬高了全球原材料的价格，走的是人轻物重的道路，很难成为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进入专题： 罢工潮 。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今处在转折关头的中国政府与社会，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结果，黑死病后，欧洲人均资本持有额反而增高，同时因为人口的锐减形成劳动力短缺、人均资源比较充裕。但是，在十年、二十年的时段，随着中国劳动力供应的短缺、价格的升高，以及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制造业大规模流出中国绝非不可能。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很有帮助。新的机器要想赢利，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比较昂贵，从劳动力上节省下来的钱，足可以支付购置机器的费用;第二，驱动机器的能源低廉，抑制了使用机器的成本。

中国是否能在21世纪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取决于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演绎，称西方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亚洲之所以落后，一大原因是双方所经受的灾难不同。近日中国的加薪潮与工潮，引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惊呼低薪时代结束。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被压抑，如今中国正在迈入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的时代。

后来美国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辙：工价高、资源丰富便宜，使用机器有利可图。2009年，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出版了《全球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了新的解说。

这样就有了足够的市场动力来发展新技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房，而是有将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居民是住在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性住房里。

日本东京银座的地价，即使在地产泡沫破灭后的今天仍高达30万美元/平米，折合人民币超过了200万元。中国目前的确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政府也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中国既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存在收入差距就是一个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因此即使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能够取得成效，也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体制，而是缩小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收入差距水平就算是达到了目标，比如吉尼系数从目前的超过4•7缩小到4.2～4.5之间。到2008年末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是3•63万平方公里，再加这1•72万平方公里，到2030年中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就是5•35万平方公里。来自农业方面的土地需求是为了维持温饱生存，来自非农业方面的需求则是为了发展工业和建筑城市，是人类在解决温饱需求后为追求更高层次生活享受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如果在单位土地上所能创造的财富不断增长，对单位土地的货币需求就会不断增长，单位土地的价值也就会随其增长，这就是地价上涨的机理。他们发现，各国的消费结构随人均收入增长都出现了一致性的规律变化，但是供给结构却由于天然禀赋的生产要素结构，即资本、土地与劳动力的构成比例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别，由此也产生了各国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的差别。

由此而言，中国政府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从中国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国的生产领域中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是十分有效的。

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强堵住社会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的通道，又会搞乱其他领域。如果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碰，由于到2008年末中国耕地总面积是18•2574亿亩，则到2030年的非农用地可供量就是2574万亩，折1•72万平方公里。

中国的国土规模是日本的25倍，按这个倍数计算，到工业化完成期中国的地价总值应是250万亿美元，按目前汇率折算应是1700万亿元人民币，与上面所计算的1445万亿元的地产总值相差不大。据有关统计，香港居民平均一生要更换七次住房，就是随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改善住房条件。

由于全国城市集中了85％以上的经济产出，所以用全国GDP代替城市GDP不会有太大出入。还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土地都适于发展农业与非农业，只有平原才最适合农业、工业，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再过20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恐怕也会出现这样高的地价，恐怕也只有这样高的地价才能大量吸纳社会财富，让有钱人的钱有个去处。价格是分配资源的机制，稀缺产品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就会下降。

但廉租屋的面积不应太大，一家三口有70平米的两居室就很好了。由此看，是因为在有限土地上连续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地价上涨，所以单位土地产出率的增长率，就应当是地价增长率的指数。

这说明，战略与政策并不是可以由人们自由选择的，而是被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的。两次房地产调控都把打击房地产商作为了重点，如果说两次还有些区别，就是目前这次把打击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也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但是政府出面解决大众对房地产的需求，并不是应该用压抑地产价格的方式。房地产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财富形态中，一般都会占到2/3以上的比重，所以鼓励居民买房和鼓励居民用房产形式进行财富积累，是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要的经济政策。

* * * * * *我在2004年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未来10年中国城市地价涨三倍、大城市核心地段涨五倍这个判断，当时北京四环以里的楼价还只有不到5千元/平米左右，5年后就涨到了3.3万元，涨了6倍还多，说明我当时的判断还是偏于保守的，但是当时此话一出就招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不单是学者骂，更多地是百姓骂，甚至有人还编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我的这句话也被放了进去，可见人们对楼价的不满，甚至是恐惧。前面也计算出了2008年中国城市单位土地产出率是8•29万亿元/万平方公里。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如果某种商品存在严重供求不平衡，政府通过行政的与经济的手段干预价格形成，不仅不会改善供求状况，反而会使供求关系变动更紊乱、更紧张。按照这样的分析，未来20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可以考虑为年均4•5％，这应该是一个偏于保守的预测。

我们再来计算到2030年的中国GDP总值，这个总值是现价总值，因为地价也是按现价计算。实际上，由于二、三线城市的已购房居民比例明显小于大城市，而且在二、三线城市炒房行为明显少于大城市，因此全国城市居民中已购房人数的比重可能还不到30％，而炒房人在全体城市居民中的比例亦不应高于5％。

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地价一般占房价的70％，如果也按这个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商品房屋的平均价格应该已经超过了3•8万元/平米。在5•35万平方公里面积上产出430万亿元经济总量，则到2030年中国城市单位土地的GDP产出率就是80•6万亿元/万平方公里，是2008年的9•7倍。

如果说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应该有所作为，要弥补市场缺陷，就是要把占城市人口一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纳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范围内。由于目前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效果是，富人因为行政的限制措施不能买房，中低收入者因房价下降幅度有限仍然还是买不起房，因此这样的调控结果必然是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都不满意，这样的调控政策当然就会失利了。